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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子

嗜欲深者其天机浅!---庄子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的学生  

2010-11-24 17:06:5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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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数学奇才出家探因:曾追问科学能否救世界


 

我的学生 - 文子 - 文子

 

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10年10月08日16:30  南方人物周刊

柳智宇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


  柳智宇

  北大数学奇才出家 前后

  本刊记者  彭淑  发自北京

  高中语文老师文勇记得,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《离骚》,“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,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,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,取名《九忆》。”    

  我仍记得他当年一心向佛时跟家里的争执,后来他的父母拗不过他,只能随他信了佛。他向周边的人宣扬教义,包括我们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。

  午夜10点。上完一天的课后,柳超美总算能从心底里缓口气了。他正踏上回家的班车。

  这段时间,他的内心饱受煎熬。伴随车身的晃荡,他的声音发颤:“我们8月份去过龙泉寺,把他带回来了。可他不干呐,还是要出家。”快一个月了,儿子柳智宇隐身在北京的寺庙中,手机处于关机状态。

  作为武汉华师一附中的高级物理教师,柳超美一生信奉的无非是儒家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可眼下,“家”与“天下”就是难平。

  媒体、网络连日铺天盖地——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柳智宇,在成功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金后,……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龙泉寺,成为一名修行居士。

  “他妈妈年纪大了,承受不了又病了,这个伢不懂事呀。我太注重民主了,他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。

  “网上称理解他的多是学生,那是一种变相的发泄。我相信全天下99%的家长都认为他很草率。”

  “寺里的住持学诚地位高了,不见我们。见也不好,反正我们是谈不拢的……”

  从江夏区汤逊湖到武昌大东门要一个小时的颠簸。忧怨似那厢的信号,牵牵绊绊。

  隔天后,柳超美的小灵通彻底不通了。

  国际数学大赛在即,他还在读《庄子》

  “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。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。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”

  此刻,柳智宇高中班主任文勇较能平静地接受柳智宇的决择。他更担心的反而是爱徒的身体。那个过去每天坐在柳超美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弱小身板,深印在他的记忆中,“柳老师在想这个独生子是不是太自私无情。我不这样想。”

  面对当地媒体的来访,文勇多是回绝。一来顾念老同事柳超美的感受。再者,他早定下基调,“那孩子不会被一般世俗中人理解。他思考方式独特,数学上更是个天才。”

  网上,曾有人以华师一附中第一届学生科学院社科部部长的名义写过:

  他(柳智宇)的智商起码280以上,……他那篇《幂数列求和纵横引论》提交上我们科学院审评的时候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……论文答辩的时候,……最后有一个人颤颤巍巍站起来,用颤抖的声音问:“你是如何想到去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呢?”

  柳智宇回答:“这个构思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想了。”

  张欣却不太相信这些。他是柳智宇高中时代的同窗好友,从巴黎打来了电话:

  “在高二寒假之前,柳智宇与数学组另外一个同学之间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他的强不在于他的锋芒毕露或者解难题能力超群,班上有比他聪明的,但没有比他纯粹执著的。”

  “每次假期归来,数学组很多人都会水平倒退,简单题、难题会全面告急。但柳智宇厚积薄发,让人感觉到明显地进步。”

  柳智宇的数学禀赋在初中时期便已显露峥嵘。 2003年中考前,华师一附中便开始网罗全市初中里的理科尖子,欲成立理科实验班。省重点初中的武珞路中学里“最优秀的学生”柳智宇自然被囊括其中。筛选出的尖子们每逢周末必来华师一附中上理科竞赛启蒙课。当时,这一群体里,因武珞路中学学生居多,从而形成了一个“圈中圈”。“于是在武汉竞赛与中考圈子里,柳智宇广为人知。”张欣说,柳智宇的初次登场,留给他以及其他同学的,永远是一幅固定的画面:

  开学那日,有一人在花坛围栏前旁若无人,大声吟读。令他身旁的家长们、入学新生们面面相觑,引以为乐。张欣与一帮同学戏谑地一把抢过那人手中的书,待一细看原是《庄子》。“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柳智宇。以前我们只闻其名,不见其人。”

  “柳智宇第一喜欢古典文学。”那年6月,语文教师文勇担任了这一理科班班主任。那是学校的一次试验,为了提高学生们的人文素养。

  文勇记得,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《离骚》,“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,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,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,取名《九忆》。”

  课本中有篇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·史怀哲所写的《我的呼吁》,柳智宇对文中提倡重视生命的伦理观发生了强烈兴趣。“他专门研究了史怀哲。后又研究了一些西方哲学,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;包括佛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经典。寒假中,他写下了四五万字关于尊重生命、认识生命的论文。”文勇说。

  无从知晓,这是否为柳智宇日后专注佛学种下了因缘。但高一结束时,文勇自编了一系列文史教材:如房龙的《人类的解放》、弗兰克博士的《活出意义来》,以及《论语》、老庄文集等选段;无疑,“柳智宇学得最认真。”

  “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。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。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。”文勇沉思片刻说。

  直至2009年,一天他开车回家途中,还接到过柳智宇打来的电话。电话中,柳智宇向他吐露近期的困惑,“主要是对一些科学问题没有想通,文章也写不顺手。他很焦虑,没有方向感。”他建议柳智宇,不要急于发表文章,先细致通读西方哲学史原版原著。

  2005年,柳智宇前往俄罗斯参加第31届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,夺取了中国唯一一枚金牌。

  归国后,带队教练向文勇抱怨,眼看第二天就要比赛了,柳智宇在头天晚上居然还在看《庄子》。“你到底是怎样教导他的?”

  文勇说:“我怎么教他的?我教他要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,数学只是小问题。”教练无可奈何:“我真是搞不懂你们。”

  让他极感欣慰的是,他平时为学生们灌输的“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”,在柳的身上化为一股“救世情怀”。曾有某一阶段,柳智宇沉浸纠结在“科学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?人文精神是否可行?”等一连串自我追问中。

 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

  每天周而复始,从家庭到学校,再就是医院。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。这种情形下,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,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,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。

  高二时,柳智宇便少来班里上课。为准备竞赛,他在学校拥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这段时期,张欣与他保持了定期来往。

  柳智宇曾向他和班上其他同学倾诉过自己心中的郁闷。而今,张欣想来——

 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竞赛之中。特别是他父亲,曾带出过不少物理上获得金牌、一等奖的学生,相形之下,也就对他要求更严。他跟我们说,节假日他妈妈不让他出去玩,只令他在家里读书。在数学组时,他妈妈常帮他料理后勤。后来,学校迁到汤逊湖,她就在校外租房陪读。因为总在学校内外出没,我们暗地里笑她是“楼管”。

  我想,他上高中之前并没有什么朋友。他原本身体就差,特别是视力在高三时锐减得厉害。他也不爱逛街购物,所以他的生活轨迹特别单一。每天周而复始,从家庭到学校,再就是医院。读书是他获取心灵养分的唯一途径。在这种情形下,巧遇文老师在人文精神上的启蒙,像推开了他心灵的一扇大门,他拼命吸收户外的新鲜空气。也正因为少被外界沾染,所以他非常善良纯洁,总想帮助周围有问题的人。

  高二时,数学组由原来20多人选拔只剩下9个人。他向教练提出,让每个人上台讲解自己擅长的题目,然后列出顺序表,涉及奥林匹克竞赛中的每个领域。他根本没意识到,这一想法太单纯,尖子们毕竟存在竞争关系,多少忌惮相互交流。

  高中时,他读过佛学启蒙、《心经》之类的,但没明显倾向于佛学。

  那时,他在儒学与道学之间徘徊。即便在数学中,他也能体悟这些哲学的韵律。他说过,把数学概念学通就是与自然相通,领悟它与自然一样的奥秘与美。

  相比老子,他更倾向庄子的学说。在他眼中,庄子是真正的无为。他甚至蒙生过激流勇退的念头。

  他疲惫时吐露,如果华师一附中从来没有拿过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的话,他极有可能在获得一等奖后便停滞不前。当然,他的这种想法马上会得到教练老师们及时“纠正”。在众人劝导下,他一步步撑到冬令营、集训队,再上国家队。上集训队时,学校就剩他一人将竞赛走到头了。

  在这个过程里,他心理上的种种矛盾、挣扎、外在孱弱的身体,让我们看得好心痛。别看他读的是庄子《逍遥游》,却远不及一般人快活逍遥。

  “宇,你受的限制太多。……难道领悟真理就不是你的事情吗?你无法表达你自己的观点,……你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,你不能与我讨论就算了。”他说完就离开了教室。

 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呆了好久,仿佛不再有一丝站立起来的力气。我想我的一生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度过吗?昏昏惶惶,说出的话永远都是对别人的重复,永远只会做几道别人出的题目,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。

  我离开教室的时候,关上灯,眼前一片黑暗,我突然发足狂奔,跑到自己喘不过气来,……我又冲到空无一人的操场,翻过栏杆爬上看台,沿着台阶一口气冲到最顶端,爬上平时不允许我们上去的高台,在上面蹦啊跳啊。……有一句话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了。

  天地虽大,无一可载我之物;

  众生虽广,无一可立我之人。

  文勇的电脑里保存着柳智宇高三时的旧作《远慰风雨夕》,他在啧啧不住地赞叹“那个孩子是要干大事的”。张欣则在闻知“柳智宇出家”消息后,连看了文章两遍。张欣记起高中时,低年级的一个叫蒋方舟的女生几次跑到数学组来找柳智宇;还有柳那本厚厚的札记上,爬满蜘蛛体的字迹,模仿屈原的禀气,写下的《涉江》。

  “那时候的我,不明白他的世界和他的执著。我们曾经辩论过,可是我有我的哲学体系”,正如张欣为柳写过的:我们生命之沉浮自有时代所主,我们急切之间改变不了什么,也没有勇气去挣脱出去。

禅学社与耕读社是他尚佛的发端?

 

  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扬扬,连带社团陈年往事一并挖出,“包括柳智宇在内,耕读社三任社长全部出家”

 

  大一入冬时,柳智宇加入了北大的两个社团——禅学社与耕读社。柳超美、文勇和张欣一致认为这才是他尚佛的发端。

 

  2006年夏,柳智宇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。第一年的大学生活,这个多思善感、极其敏锐的男生与众多大一生相仿,迷茫、不适,是“经常失眠的上学期和在功课中苦苦挣扎的下学期”。文勇透过他的言谈,隐约感到他似乎没有遇到交流投契的同学,另外“对北大中文课感到失望”。

 

  有几次去参加禅学社的活动,认识了一位师姐,那时她在艺术系读研二。不知为什么,一见到这位师姐,我内心就特别的温暖。师姐讲话的声音很柔和,仿佛抚平内心的伤痕;而她的微笑中流露着淡定,仿佛什么都已了解,什么都能包容。

 

  “我总想为别人做些什么,可是似乎做什么都没有用。”我说这句话时,声音是支吾的。“仿佛世界上没有快乐,做什么都没有意义,都没有用。”师姐静静地听着,只是微笑。“即使我帮助了别人,这件事做成了,我还是会找个地方一个人痛哭。”这时,几滴泪珠已流下我的面颊。

 

  张欣揣测,柳智宇后来淡出禅学社,与这位师姐毕业后去往西安大学教书不无关系。

 

  恰好那年暑假,耕读社的社长孟祥兰与柳智宇相熟,问他愿不愿意当副社长,谈起了耕读社的理念,“知行合一”、“历事练心”,甚动他心,他便同意了。

 

  我觉得他将耕读社视为一个实现他抱负的地方: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抱负,一方面是他“挽救苍生”的抱负。……他认为症结在于人们抛弃了“中国传统文化”,故而解决之道在于弘扬这些文化。他也付诸实施,包括每日给底层人民奉粥、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讲儒家经典(不过我疑心他已经掺了很多佛学的东西在里面了),以及耕读社的内部讨论和结集成刊。

 

  豆瓣网上,一个自称与柳同一寝室4年,署名ozone的人称柳智宇“大一时渐渐开始接触他后来言必提及的“中国传统文化”,一开始是儒学,后来才是佛学。”

 

  耕读社现任社长吴庆前现在与社团骨干们商议决定,凡社团成员一律回避记者采访。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扬扬,连带社团陈年往事一并挖出,“包括柳智宇在内,耕读社三任社长全部出家”、“

 

  耕读社原由北大02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文庆一手创办,他后在福建某寺剃度出家,现是龙泉寺的显庆法师。”

 

  他在北大未名BBS发的帖子上,则不乏对柳智宇的敬服:……有一阵子耕读社真的只剩他一个骨干了。……仅过了两三年,他就凝聚了一批挚友,将耕读社建设成许多人的精神家园。

 

  另一名社团前社员署名“核桃酥”,也在北大未名BBS上发帖子,讲述柳智宇主管社团工作时,利用私人关系,加强社团和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合作。开展过奉粥、助学、与新疆内高班联谊等公益活动。

 

  该基金会坐落在凤凰岭脚下,紧挨龙泉寺。基金会的成员中有一些佛教徒。

 

  “如果说有人因此对佛教产生兴趣,那也是因为基金会慈善的理念与行为打动了他和我们。”“柳智宇有佛教倾向,……他从来没有主动向我们阐释佛家思想,他对佛经的研习,只是个人行为,如果有同好,便会一起研读,完全自由。”“核桃酥”写道。同时他又觉得柳智宇“自己也没有完全分辨清楚,他的追求是不是可以在佛家思想中得到体现;他理解的佛教,也并不完全是佛经上宣示的佛教。”

 

  我们觉得自己缺少发心,……发心,是发自一颗真挚的心、同情的心、感恩的心、渴望成长的心、对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的向往,是发自我们的本心,不是发自野心、谄媚讨好的心、计较利益的心。

 

  佛教中讲求的“发心”在柳智宇后来的文章中一片赤诚可寻:

 

  ——大二快期末的时候,在耕读社看了两集《孔子传》,……当时非常感动于孔子的人格和为天下苍生追寻大道的胸怀。寒假回家就和父母一起看了全剧,当时就立志要作孔子这样的人,也希望能找到像孔子这样的老师。

 

  —— “独立之人格,自由之思想”这句话自五四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的理想。从小学起,教科书里就告诉我们,要敢于怀疑权威,要有自己的思想。可是想一想,我们活到今天,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呢?……我们从小学和中学接受应试教育,分数至上,很少有自由思想的空间。到了大学以后,一下子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,不同的价值观、不同的人生的方向,发现自己没有取舍的标准。怀抱很远大却显苍白的理想,却不知如何开始行动;未来似乎充满希望,又似乎离现实非常遥远。

 

  ——孔老师,孟老师啊(子就是老师吗),教教弟子吧。弟子一直在向上仰慕和希求,愿冷漠、孤独、伤害离我们远去,愿善良、仁慈、忠诚、智慧的光辉遍洒人间。

 

  还有那些点点滴滴,朴拙甚至略带迂阔的“自观”:

 

  以前总不知道如何与父母相处。接触了传统文化,我就一直想怎样孝顺父母,让他们开心。有一次我听说可以给父母洗脚,我寒假回到家就对父亲说,我帮你洗脚吧。父亲非常奇怪。我告诉他原委,他很不屑。我计划中的第一件孝行就这样泡汤。后来一起去买面包,父亲要多买一点,我说:“不能太贪,要注意节约。”他生气地说:“你怎么这么机械,你要学什么东西都学成这样子,我可对你非常失望。”……最近才搞清楚,原来孝道最重要的,不是形式,而是能否从内心深处体谅父母的用心。

 

  吴庆前说,我仍记得他当年一心向佛时候跟家里的争执,后来他的父母拗不过他只能随他信了佛。他向周边的人宣扬教义,包括我们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。

 

  两年前,他就动过出家的念头

 

  在听到楼宇烈近似两年前的发问后,他一反往日,温和又不失倔强地问道:“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?”

 

  Ozone的某些说法被北大哲学系博士生导师、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不经意地证实,“两年前,他就动过出家的念头。”

 

  他清楚记得,当初正是因为柳智宇的父母知晓儿子心意后,坚决不同意,诚请耕读社社员带着儿子来见他。交谈长达数小时,楼宇烈语重心长,“我不想干涉他的决定,但希望他能更慎重。很多人生的决定要了解全面,深思熟虑。他究竟知道佛法多少?僧团生活多少?究竟知道现在佛教现状多少?每年有多少人出家后又还俗的?如果贸然出家,终不是好事。”

 

  柳智宇听完后,当即点头称是。

 

  今年7月份,文勇与几位教过柳智宇的教师,正等待着柳家的宴请,为柳智宇即将赴美留学饯行,并接受其家人的谢意。

 

  “最后没搞成,智宇从北京回来后,估计又与他父亲争吵了起来。临走时,火车站距离他家非常近,柳老师都没去送儿子。”这是文勇最后的记忆。

 

  这个夏季,正在家为儿子高兴忙活的柳超美夫妇,不意接到了柳智宇的来信。在这封信中,“他说了他的事。之后,我们就去问他。”柳超美在车上说。夫妇二人赶到龙泉寺后,柳智宇起初并不愿现身相见。

 

  “后来还是随他们回到武汉。因为他祖母年岁已高,十分想念他。”楼宇烈略知详情。

 

  在家中,柳超美当着儿子的面拨通了楼宇烈的电话。

 

  “作父母的肯定想不通。在世俗眼中,他放弃了一条黄金大道。父母更加感到,他们白白辛苦一场,心血付诸东流。”

 

  “我跟他父亲说,你可以跟他讲,如果他认为出家是种解脱很好。但是他的解脱不能建立在父母的烦恼上。如果取得父母同意,出家不是更轻松?”楼宇烈说。电话转至柳智宇手中,在听到楼宇烈近似两年前的发问后,他一反往日,温和又不失倔强地问道:“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?”

 

  “大二暑假那年,他来华工大找过我。他讲话更沉稳了,不爱笑,走路慢腾腾地像一名学究。老爱引用一些句子,讲一些禅理。”

 

  张欣不太了解好友在大学期间的内在变化。毕竟,4年中他俩仅真正相聚了两次。他对文勇说,他希望柳智宇“再多走一步”,“到美国体验一番。他会发现他过去的圈子太窄了。”他的想法契合了文勇的隐忧,“我相信那孩子。但我担心环境与他的期望有距离,让他心理上有落差。佛门并不清静呀!”

 

  楼宇烈则对柳智宇直截了当,“我说你对佛法的了解不甚高明。第一在‘孝’字上,你处理得就不符合佛教精神。第二,我不主张年纪轻轻出家。你对社会都不了解,即使你下定决心出家,想去度化众生,你对众生的内心有什么真正掌握?又怎么度化?你好像说有献身精神,可是献身何其容易?”

 

  10月过后,柳超美想约上文勇再度上京,期冀儿子能稍许听进老师的话。他又泄气道,“有下落我才能来,否则又有什么用呢?”期冀混合忧心忡忡,是绵绵无尽的父爱:“柳智宇现在很难。你们非给他贴张标签,他像动物园里动物被人围观一样。他以后还要学习,还要在社会上为人处事的呀!”

 

  “他不和普通居士待在一起。他在僧团里面准备剃度。”龙泉寺里,贤雷和尚站在一块残砖上,望着斋堂外人出人进。

 

  客堂对过,一个蹲在石阶上的居士则说,柳智宇走了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大概到别的庙去了。他也是北京某大学毕业,预期今年剃度。

 

  倒是正殿外一湖低洼的秋水,平面如镜,不生涟漪,好像啥事都没发生。


 

我们为什么出家:对4个知识分子出家人的访问


 

http://www.sina.com.cn  2010年10月08日16:30  南方人物周刊

明海法师

 

星云大师与大学生合影(大食)


  我们为什么出家

  ——对4个知识分子出家人的访问

  本刊记者  彭淑  马维博  实习记者  王蔚然  发自石家庄赵县

  暝色中的中关村尽收眼底。

  “冯先生,你多大接触佛教?”明影法师把问题抛给了前座的美国学者冯克强。“在俄勒冈大学读书时,我学习到了禅宗。研究中国历史后又开始研究达摩。”冯克强扭过头来温和笑着。

  于是,他直面我说:“你看,一个1969年到1973年间读大学的美国人,能在大学里很轻松地读到达摩,知道禅宗。中国大学生,包括现在的,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?起码在1990年以前,我是不知道佛教的。”

  我们也来自北大

  明影法师是河北佛学院教务长,柏林禅寺堂主。当年在北大地质系,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:没有方向感,成天沉溺于对生命的思考中。“却有独立思想。”他强调。

  1989年,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政府。他的校友说他生性率直,不太适宜机关里的生活。“我上了11年的班。其实没什么事。我平时就是打坐。只要你不跟别人争什么,他们也不会来管你。”他轻松地说。

  颇有趣的是——“上世纪90年代以后,市面上佛学书籍才多了起来,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画《六祖坛经》后,挺郁闷的。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文化,我居然过去一无所知,还以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。

  “从那以后,我才开始研读经书。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础教育。比如研究地质可以让我的观察力增强,但佛学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。”在深圳小梅沙的海边,他研读《维摩诘经》,“眼前的每朵浪花后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动。其实,波峰并不比其他浪花多伟大或最出色。大海是整体的生命。”

  他方才释然,在世俗中,一个社会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证明什么。要知道,此前他愿望强烈:出家前,一定要用财富证实自己,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。

  2001年,他在柏林禅寺正式剃度。

  多年后重返校园,他依旧对北大的外在变化无所感知。但他却对柳智宇出家传闻有话要说:

  ——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网上哗然惊奇?一年几千个北大毕业生,一两个出家算什么?一年有几十个出家人才是正常。

  ——这恰恰是中国人注重物质,精神危机的一个信号。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精神,也无从谈什么危机。

  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:“北大一年十几人、几十人都去出家的话,北大不成了佛学院了?站在出家法师的立场上,我理解他的忧虑。”

  这时,他在电话那厢想到了明影的师兄——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师。

  与柳智宇相似的是,北大时期,这位法师热爱哲学,勤于思考——“他极其向往一个理想中的清净家园。”

  2003年,明海法师对北大校友们讲解佛法时,谈及自己的出家:

 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,一个偶然的机缘,看了一本介绍弘一大师的书,从而接触到佛教。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,他应该说是老师,比我高五届,北大人口研究所的,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认识我师父(净慧法师),他到广济寺去,向我介绍那里非常清净。我说那你带我去吧,后来我们就到广济寺去。

  那天进入寺中,他的内心安静平和下来,似乎找到了那个理想的家园。

  ……我念阿弥陀佛,念一阵以后,很有感触,身心有很大的感受,以后呢,心态有很大的转变。晚上经常做梦,梦见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,从来没见过的和尚,有中国的、有时候有印度的,或者晚上做梦,梦见到寺庙去,所以人的心发生很大的变化……

  大学毕业后,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学任教。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,他盘算过,“我还要工作一段时间,成个家,给父母生一个儿子之类的。”“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,我想我要是40岁的话,应该差不多”。而且校内环境安静,教学任务并不妨碍他上完课后,学习与打坐。

  “1992年,他24岁那年剃度出家。出家前,他跟随师父净慧法师到柏林禅寺打佛七(一心念佛,不许讲话)。”李向平当年去过正待重建的柏林禅寺。

  那里,除了从元朝矗立、业已衰败的赵州禅师舍利塔,徒剩几间破破烂烂的砖瓦房,聊作佛堂、餐厅、宿舍。

  “门外一个大垃圾坑,冬天一刮风,满院尽是风沙。非常荒凉。”

  “他从那里回来后便与父母商量,他要出家当和尚。虽说他在家里还有一个弟弟,可从任何一个角度,他父母都不会同意他的决定。这样,他又等了一年,等到禅寺大殿落成后,他觉得不能等了,瞒着家人先出了家。”

  释迦牟尼佛出家也没有跟父母商量,而且我们的那个师爷,虚云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样的,所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,……父母又找到我,我的心是不动的。后来他们也慢慢被我转化了。现在也都成了佛教徒。

  他最终对李向平诠释:出家,就是回归自己心灵的家园。

  出家,各有各的因缘

  “寺里‘明’字派的法师,后面那个字都有讲究。明海师,海纳百川;明影,外界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;轮到我,辛苦死了,要学玄奘啊。”明奘法师喜眉笑眼。

  “来来来,她们是我的粉丝团。”他招呼着房里的几位年轻女尼,她们身后又站着几个大学生。“她们都是大学生出家。我还上网瞧过那个柳智宇,专门打电话到龙泉寺问过,他还在寺里面。他不是僧相,也没僧气,他太有棱角。你看看星云大师,他也受全球瞩目,但是他身上有僧气。僧人哪怕再有个性,棱角也要深藏其中。”明奘法师指指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专栏。

  “我们害苦了柳智宇。他出不出家原属个人行为。出了,后来发现不行了,还能回到过去的圈子里。现在完了,三十六计中‘上楼抽梯’——上了个半截子,梯子抽走了。他要上上不去,要下下不来。别扩大他,好么?这个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出家,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。”这时,他才正色道。

  据传,他离开柏林禅寺,在北京怀柔的朝阳寺任方丈,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课。在汉传佛教讲经大会上,别人的严谨分析打耳边穿过,他则用他的“电子小玩意”偷看当红的网络小说《阳神》。

  有人在网上批他“有拂佛理”,但佛门清规戒律似乎约束不了他,但他的弟子们说他用大白话讲解《金刚经》明快了然,招人喜欢。

  问他为什么出家。他居然回答:比较怪,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——

  我家人都不信佛。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,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。

  结果我没读几天,便写了退学申请。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,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。

  递交退学申请时,我找系主任谈,找学生处谈,他们全来劝我。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,咱俩不如换个位置。我要是您,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。

 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,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。如今想想,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。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,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,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。

  当年的教育体制,想想都可怕。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,老子、佛陀从没出现过。等上大学,参加完军训后,我读到了一本《坛经》。读完以后,我就说我是个和尚。

  退学后,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,做内刊当编辑。精神上、言论上自由许多。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,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,打打麻将。

  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。我不做,要做就做和尚。那时候,我一人老往庙里跑,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。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,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。

  1995年五一放假。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,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。禅寺在建观音殿,我帮着干活。

  在那里,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(净慧法师),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。我直觉告诉我,他就是我的师父了。我上前跟他直说,我要跟你出家。他也干脆明了,说好。这就行了。

  我怀揣一千元、十本书、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,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。我提出要回趟北京,把家里的书拿走。老和尚吩咐,算了,别回去了,自有人要用,自有人要看。

  我寺院里也是这样。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,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,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。我给他们端茶倒水。其他行者、沙弥、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。我整天守着他们,从来不问问题。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,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。我说我真没有问题。他说,那你来干嘛?我说,我来出家。

  他说,你肯定能做个和尚,因为你没问题。

 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

  一种对生命的关怀

  本刊记者  彭淑  马维博  实习记者  王蔚然

  20年前,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“信仰在中国”的研究,题目是《我为什么出家》,“1949年以后,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。”

  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,“希望他们写一段,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,但是效果不是很好,很多人不太愿意谈。”

  他说:“人们往往对于‘出家’有一种隔膜认识,认为出家人全是万念俱灰,生活事业不顺,家庭情感受到重挫。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,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对北大、清华高才生,或各种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,拿职场或官场价值观看待衡量他们。这与人们对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关系。”

  人物周刊: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,常会围绕一个问题,“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?”

  李向平: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,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。这是很现实的层面,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。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,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。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,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。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,而是使生命充实。

  我认为,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。

  人物周刊: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?

  李向平:按照理论上的说法,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,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,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。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。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,就会对社会有好处。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。

  人物周刊: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。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,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?

  李向平: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思想观念。这样我们就对出家、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。

 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?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、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。

  不同之处在于,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,是在“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”这一互补理念下,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。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,有时候,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: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,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,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。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,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,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,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。

  人物周刊: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?

  李向平:出家不等于是信仰,出家是选择一种信仰方式,要把它界定清楚。现在老百姓不缺信仰,信仰是很宽泛的。到庙里、进教堂里,求官、求学也是一种信仰,找风水算命看相,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。

 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、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?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。

  所以我说过。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、彼此认同的、精神关怀的信仰。不是缺有求必应的、临时抱佛脚的信仰。

 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,贫与富之间,平民与官员之间,能否相互认同接纳,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。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,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,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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